四十八小时期限一到，投资方申请财产保全。
归途公司账户被冻结，周屿名下的房产也因个人担保进入保全范围。
办公室的员工直到门禁失效，才知道工资账户已经空了。
周屿在公司群里说，这只是短期周转。
他要求运营负责人把所有收费通话改标成“测试回访”，再对外宣称归途从未正式使用迁移数据。
运营负责人拒绝修改标签，随后把原始记录和聊天截图一起交给调查人员。
平台审计很快确认，条数据已经被销售人员打开使用，多名求助者接到付费电话。归途口中的“灾备”，早被做成了客户名单。
葛叔那通三千元咨询电话，也在记录里。
联合调解那天，他把磨白的信封放到周屿面前。
“你知道我七十岁，知道我怕来不及，所以三千块才敢张口。”
周屿解释那是员工个人行为。
运营负责人当场提交了定价表。
表头写着“时间敏感型客户”，年龄越大、寻找时间越久，建议报价越高。审批人一栏是周屿。
现场没人再和他争论一分钱算不算收费。
吴女士虽然没接到推销电话，仍要求赔偿。
周屿质问她没有经济损失，她反问：“我弟弟的资料进了销售库，非要等你卖出去才算伤害？”
调解员制止了周屿。
风险通知发出后，我逐一询问受影响者是否愿意联合维权，没有替任何人报名。
最终，四百一十二人签下索赔委托，其余人选择单独删除数据。
托管平台先行赔付，再向归途追偿。
父亲也在这时联系我。
他仍没为藏信道歉，只担心直播责任。周屿曾付给他两万元“情况说明费”，让他证明我靠家庭故事骗捐。
“钱我可以退。你跟平台说，是他找我的。”
“你把转账和聊天记录交给调查人员。”
“那你会不会撤掉关于我的话？”
“我从来没有公开信的内容。公开它们的人是你们。”
我挂断电话，把他的号码移出紧急联系人。
十九年前，他替我拒收母亲的信；十九年后，他仍想让我替他收拾后果。
一个月后，归途进入强制清算。办公家具被贴上编号，门口那块写着“让每个人找到回家的路”的招牌也被拆了下来。
欠薪、退款、平台追偿和投资款排在同一张债权表上。
归途的资产连前两项都填不满，个人担保开始执行后，周屿一直对外展示的那套房子也进入司法处置。
归途企业账号已被永久关闭。
他用个人账号开播，评论区立刻贴满“时间敏感型客户”定价表。
十分钟后，他自己关掉了直播。
周屿最后一次来找我，是在接受调查前。
他希望我出具谅解书，说自己只想让公益项目正规化。
我把四百一十二份索赔登记放到他面前。
“别问我。这里四百一十二个人，你该挨个去问。”
调查人员在门外等他的。
这次，没有人替他开另一扇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