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透，生物钟就把我叫醒了，我下意识地翻身坐起来，两脚踩在鞋上才想起来，不用去了。
我倒回去，又睡了，再睁眼的时候，太阳已经晒到床板上了。
我在废品站里翻了条旧毛巾，擦了把脸，把角落那辆三轮车拖出来，又把七辆自行车一辆一辆搬上去，拿麻绳捆结实了。
我骑着三轮车，往城南那家最大的信托商行去，到门口的时候，柜台后面的老师傅正拿鸡毛掸子掸柜台。
他抬起眼皮瞅了我一眼，目光扫过三轮车上那一排自行车，鸡毛掸子停在了半空中。
“卖车？”他问。
“卖。”
他走出来，围着最上面那辆绕了一圈，伸手摸了摸车架上的漆面，又绕到链条跟前，蹲下来，拿手指肚在链条上蹭了一下，干净的，只有一层薄薄的机油。
“你自己翻的？”他抬头看我。
“嗯。”
“怎么卖？”
“不要工业券，一辆一百八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市场价，一分没多要，可问题是，市场上买车光有钱不行，还得有工业券。
经常有一大家子攒好几个月凑够了钱，工业券不够照样干瞪眼。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重新打量了我一眼，“你认真的？”
“认真的。”
他转头冲屋里喊了一嗓子：“老刘，出来看看！”
另一个年纪更大些的师傅走出来，手上还攥着个放大镜。他弯腰看了一圈，又骑上去在门口兜了一小段，下来的时候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惊讶，“这车，跟新的一样。”
“就是翻新的，”我说，“原来的件儿都在，该正的都正了，该换的也都换了。”
他攥着车把不撒手，问我：“你手里有多少？”
“七辆。”
“我全要了。”
两小时后，七辆车全部验完，一千二百六十块钱，整整齐齐码在柜台上。还有一沓票，糖票，肉票，甚至还有两张彩电票和一张冰箱票。
信托商行的老师傅把钱推过来的时候，拿手指敲了敲桌子。
“年轻人，你还有多少我都收，你翻的车，我闭着眼睛都能卖。”
我把钱叠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里，那沓票塞进另一个口袋，鼓鼓囊囊的。
歇了一会后，我骑着三轮车往废品站方向走，车斗里还剩一辆，我自己留的，黑漆在太阳底下反着光，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一眼。
有个人骑着辆掉了漆的老飞鸽从我边上过去，扭着头看了好几秒，差点撞电线杆子上。
三轮车拐过厂区那条街的时候，正好中午，食堂门口乌泱泱往外走人。
李勇先看见我，他手里正端着个搪瓷饭盆，筷子夹着一块红烧肉往嘴里塞，一抬头瞧见我了，肉停在嘴边，愣住了。